快写人物丨樊锦诗 常沙娜：敦煌的女儿
“下次再来。”
【资料图】
10月17日，两位老人在敦煌研究院门前依依惜别。
一位叫常沙娜，“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现年92岁。
另一位，樊锦诗，“敦煌的女儿”，现年85岁。
两位老人生命的轨迹如此不同：
一位出生在法国塞纳河畔，一位生于北平的乱世烽烟；
一位是梁思成、林徽因病床前的弟子，一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北大考古系的高材生；
一位跟随父亲奔走，感受自然之灵、传统之美，一位离开新婚丈夫19年，谱写苦心孤诣、九死不悔。
敦煌，让她们相遇。
△常沙娜和樊锦诗
【前传】那个被叫“守护神”的人
那个被叫作“守护神”的常书鸿，并不是武者，是文人。确切地说，他是喝过“洋墨水”的艺术家。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在法国画坛声名鹊起。
他的作品接连被法国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里昂美术博物馆、吉美博物馆等各大机构收藏。法国艺术界曾经有这样一则预言：这位中国人在巴黎坚持住下去，世界艺术大师的伟人祠里便会刻上他的名字。
但他的人生轨迹，因为一次意外改变了。
1935年秋，塞纳河畔，常书鸿在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了几本画册，名为《敦煌石窟图录》。在博物馆里，他又看到了大量从敦煌盗来的唐代绢画……
震撼的背后是惭愧。
“作为一个中国人，竟然看到祖国古代如此辉煌灿烂的艺术瑰宝受到外人掠夺和玷污而无所作为，我的内心又是感到多么的歉疚和痛苦啊！”常书鸿痛心疾首。
1936年，他收起画具和已然幻灭了的追寻西方“艺术之神”的美梦，一个人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序章】驶离家乡的火车
就在常书鸿回国的两年后，在北京协和医院，一名女婴呱呱坠地。她叫樊锦诗。
孩子的健康情况堪忧：严重不足月，大腿只有大拇指粗，只能留在暖箱里观察。
好歹保住了命，一家人为躲战乱，开始向南奔逃。
樊锦诗至今记得童年时的一段往事：“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外面有日本兵的叫喊声和汽车声，瞬间就感到特别恐惧。楼道里非常吵闹，大人说有日本兵在搜查。”
“我虽然年幼无知，却和所有人一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念，‘决不当亡国奴’。”
樊锦诗一家人在上海一住就是十几年，高中毕业，她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自作主张地填了自己的高考志愿——北大。
“那时的高考不像现在，父母不怎么过问。直到高考结束，父母也不知道我的选择。”
有一次，父亲问起她的学业，她说：“我已经高中毕业了。”父亲一脸诧异：“你都高中毕业啦？”她又说：“我已经考大学了。”父亲又是一脸诧异：“你考大学啦？”樊锦诗对答：“我填报了北京大学。”
1958年9月，考上北大的樊锦诗带着干粮和水，一个人坐上了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
一个人出门在外，难免意外。来到北京，学校的报到时间却推迟了，樊锦诗走投无路，在木板上对付了一夜，还发了高烧。
等待报到的日子里，她每天帮高年级学长学姐抄文稿度日，也从他们口中第一次听到了一个神秘的专业——“考古”。
樊锦诗说，她就“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这个专业。
【初见】跟着父亲“海归”
樊锦诗初见常书鸿时，感觉很意外。
常书鸿是传说中的人物，名动法国，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回到祖国。在那代大学生心中，他必然是一个超凡脱俗、风度翩翩的偶像。
然而樊锦诗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形象，“面黄肌瘦，穿着洗得发白的干部服”，与当地农民无异。
倒叙几笔。初到莫高窟的日子是艰苦的，常书鸿住在马厩改造的屋子里，吃的是白水面条，配料是一盘盐和一盘醋。
当时还只有12岁的常沙娜见过父亲的“狼狈”。
母亲离他而去，父亲在大漠里狂奔，直至昏死过去。
常沙娜早慧，父亲让她去洞窟里学习，她就乖乖去临摹壁画；父亲让她去照顾弟弟，她就给弟弟织毛衣、做鞋、做饼干。
“他是带着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在敦煌组织工作，生活很辛苦，他不是有人给他压力，是他自己想来的。”常沙娜后来回忆，除了保护石窟、临摹壁画，父亲还要种树、种菜、养鸭，提高研究所的生活水平……她必须学会早点当家。
明明就几年前，她还是中国话都不会说的“小海归”。
常沙娜偶尔会哼起一首法国童谣：“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啊跳，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圆圈舞……”
这是她小时候听来的童谣。
【伉俪】相识未名湖，相守莫高窟
樊锦诗不是没有想过离开。
出发敦煌之前，她跟男友，也是北大同学的彭金章约定好，也就是三四年，到时一定相聚。恋人说，好，我等你。
1967年1月15日，她和彭金章在武大的教师宿舍结婚，此后开始了长达19年的两地分居生活。
“在和家人分别的19年里，有好几次我都想要离开敦煌……我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
樊锦诗没有离开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彭金章的“自我牺牲”。
为了成全妻子，他主动放弃了自己创办的武汉大学考古学专业，奔赴敦煌。那时，他已年过半百。当他到敦煌研究院后，从零开始起步，主持多项考古发掘，特别是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有了突破性的发现。
“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樊锦诗说。
“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彭金章自嘲道。
他们相濡以沫，携手过一生。2017年初，彭金章开始胃口不好，腹部疼痛难忍。医生检查后说，可能是胰腺癌。
三四个月过去，彭金章的身体愈发虚弱，走路需要人搀扶，每迈出一步都浑身颤抖。他对樊锦诗说，自己想要安乐死。
2017年7月29日，樊锦诗接到老彭心率、血压下降的通知，她在病床前大喊：
“老彭！老彭！老彭！”
“我一叫，他就流泪了。听人说，弥留之际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我想他应该是听到了，那是中午12点。”樊锦诗说。
【师恩】林徽因病床前的女孩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是常书鸿的好友，他们看过常沙娜的画，印象深刻。后来，梁思成在清华成立了营建系，林徽因就请常沙娜当自己的助教。
林徽因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肺病严重，常年卧床。每天十点，常沙娜总是准时出现在她的床前，悉心听讲。
林徽因钟爱景泰蓝，有一次，她问常沙娜，想不想在景泰蓝工艺改进上做出努力？她很希望能把现代元素寓于传统工艺之中。
当时的人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抱病的林徽因带着常沙娜和她的同学，到濒临停产的景泰蓝、烧瓷等工艺美术厂实地学习。
从此以后，常沙娜走进了工艺美术的大门。
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在京召开，林徽因组织大家为大会设计礼品。她对常沙娜说：“你可以做一个丝巾，体现和平，要用我们自己敦煌壁画中的鸽子。”常沙娜便采用敦煌隋代石窟藻井的装饰形式，又在上面穿插和平鸽图案，设计成别具一格的丝巾图案。
同时，她还设计了一个褐色底子的景泰蓝盘子，上边也有白色的鸽子和卷草纹的装饰。
1982年，常沙娜出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1983年至1998年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她一边领导和教学，一边不辍学习和创作。
她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人民大会堂外立面的建筑装饰和宴会厅的建筑装饰图案设计，以及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燕京饭店、中国记者协会、中国大饭店等国家重点建筑工程的建筑装饰设计和壁画创作。1997年，主持并参加设计了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
这些年她去过很多地方，但不管去到哪里，她一直记得父亲对她的叮嘱：“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在敦煌的老屋里，有一封常沙娜写给父亲的信：“时光流逝很快，沙娜也到耄耋之年了。我终身以您的教导，走着我一生与敦煌的传统文化艺术脉络跋涉不止的事业。”
【相会】两位敦煌的女儿
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她形容自己，这是“在临近退休的年纪又重新起跑”。
在敦煌工作的日子里，保护是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先后公布实施。敦煌研究院与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
在莫高窟危难之际，她总是挺身而出，她不讲情面也不怕得罪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
她还提出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以及敦煌相关的文物加工成数字图像，敦煌实现永生，不再是梦想。
2023年10月17日，92岁的常沙娜回到敦煌，在宕泉河畔，在父亲的坟旁，她说：“爸爸，我们很多年没有来看您了。今天总算好，天晴，我心里头特别高兴，也特别难受。老爸爸，我老惦着您……”
在敦煌研究院，常沙娜和樊锦诗再次相遇。她紧紧握住樊锦诗的手，俯身话别。樊锦诗指着拐杖，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两位敦煌的女儿再次相会，一句“下次再来”令人感慨。
樊锦诗并不畏惧衰老或死亡。她说：“衰老和死亡是自然规律。其实真正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人生有很多遗憾无法弥补，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不知心归何处。”
“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总有一天会走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聊以欣慰的是，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我为莫高窟尽力了。”这是樊锦诗的心声，又何尝不是常沙娜的。
现代快报+记者王子扬 文/摄
部分图片来自视觉中国及新华网视频截图
（校对 张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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