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热讯!仁科:游历在城市的缝隙里

来源:现代快报全媒体 2023-02-05 10:01:34

五条人,中国民谣摇滚的代表性乐队,他们的歌曲是一代青年从乡土到县城再到国际大都市的悲欢离合。

在已经发行的专辑中,《县城记》写他们在县城的故事,《一些风景》是讲城乡接合部的故事,而《广东姑娘》《梦幻丽莎发廊》《故事会》则放眼到了广州、东莞这些大城市。始终不变的,是小人物的故事与情怀。

打着“城中村存在主义文学”旗号,五条人乐队主创之一仁科在新鲜出版的《通俗小说》里,书写了游历在城市缝隙里“蟑螂一般的生命力,蝴蝶一样的诗意”的生活。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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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小说》里的故事有不少发生在城中村,里面有广州最大、历史最久的城中村石牌村的影子。它位于繁华的天河区中部,周围是CBD的高楼大厦和商业街。

在石牌村里,楼与楼之间距离不足一米,开窗便能贴面,当地人称这些楼为“接吻楼”。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内住着五万多人,人均居住面积1.3平方米。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户,他们之中有学生、打工仔、“走鬼”(流动摆摊的小贩)、发廊妹、作家、酒鬼……也有准音乐人。2005年,仁科来到石牌村,在阿茂的打口碟地摊边儿,卖起了盗版书。

城中村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互相帮助、慰藉,传授生存技能,不过也少不了愚弄和欺骗。在《工作、走鬼、骗子、小偷,还有小赵的青春歌舞团》这篇带有自传性的小说里,仁科讲述了这些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又以一种幽默的精神,化解这种种“人间疾苦”——

骗子一般是群体出动,专骗那些新走鬼。通常一个先过来问你多少钱,正在砍价时,第二个和第三个骗子来了,也说想跟你买书,而且一买就是五本。当你急忙找了钱给第一个骗子好接着做第二、第三单“大生意”时,三个骗子同时溜走了,除了拿了你九十块钱真钞,还有一本盗版书。

城中村里,一元店挨着糖水铺,士多店门口放着一个关东煮,成人用品店粘着私人诊所,麻辣烫隔壁是烧烤档,烧烤档过去是水果摊,挨着水果摊的是报刊亭,过了报刊亭就是十元店……有心的歌迷会在这人群嘈杂的街道上邂逅五条人歌中那些熟悉的名字:卖盗版碟的阿兄、卖唱的小赵、卖盗版书的老赵、炸臭豆腐的老良、设计签名的老陈和卖地图的小东。

五条人歌词中最常出现的一个字是“爱”,与爱相伴的是谎言。仁科继续在小说里讲述男人欺骗了女人、女人欺骗了男人的故事——

超市营业员对“剑眉大眼、郭富城头”的文身师一见钟情,请求他在胸口文一个“爱”,文身师明白,生意要做,但爱情这种东西不可以乱来,于是决定留一手,在刺那个繁体的“愛”字时,故意少刺了一撇。“所以,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个爱字,而是个错别字。”(《文身店的爱恨情仇》)

写于2022年的《打兔子》是《通俗小说》里最新的一篇。故事说小东和小陈闲得无聊想打猎,跑到菜市场买了两只灰兔,因为灰兔看起来像野兔。小东和小陈把兔子带到野外,准备等两只兔子一动起来就射击,谁知两只兔子蹲在原地一动不动,哪怕两人打飞了旁边的易拉罐,惊动了废墟中的老鼠,这两只兔子依旧如两只鹌鹑般瑟瑟发抖却无动于衷……

仁科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他真的养过两只兔子,在把它们放生的那一刻,它们并没有活蹦乱跳地跑开。仁科说,现实当中的逻辑不是你想象中的逻辑。我们认为现实是怎样的,我们描写现实主义,但事实上不是。很多发生的东西不是违反了什么观念,而是事实上我们就是不了解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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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咧在吹/雨咧在落/时间十多二十年过去了/阿良仔在工厂从早做到暗/哪儿都不曾去过/他的屋内还存有那么十多张CD/和几本摇滚杂志——五条人乐队《世情》

歌曲《世情》讲述了阿良仔梦想从诞生到破碎的过程:目睹老三叔婆去世的阿良仔,决心要走出去看看世面,要去纽约,去巴黎,去欧洲看戏,去澳洲钓鱼。结果十多二十年过去了,阿良仔在工厂从早做到暗,哪儿都不曾去过。屋里存着的“十几张CD和几本摇滚杂志”,封存了他那些破碎的梦想。

现实中的阿良仔,可能是仁科、阿茂在海丰的某个朋友,也可能就是当年那个无法实现梦想然而又喜欢做梦的他们自己。

仁科和阿茂都是广东海丰人。1981年,阿茂出生在陶河镇,父亲是泥瓦工,九十年代成为包工头,后因做工程亏钱坠到谷底。1986年,仁科出生于捷胜镇,父亲开过餐厅、酒楼、发廊,甚至卡拉OK歌厅,但随后生意赔本,全家人跑路,来到海城。

90年代的海丰县城,大街小巷流行着港台音乐。机缘巧合下,阿茂听到了中国摇滚乐队铁风筝的《这个夏天》,歌词“我病了,我要死了,我老了”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全新的感受。高考失败后,阿茂去了广州,寄居在哥哥读书的华师大宿舍里,做起了打口碟的买卖。

三年后,在一场音乐会上认识茂涛的仁科,彼时也厌倦了贝雕厂的工作,决定离开老家。“我的工作就是在贝壳上画画,根据那些奇怪增生物抽象的形象发挥想象力。但老板限定只能画一些鲤鱼、龙、鹤等吉祥物。”在工厂的那半年里,他画了一千多个贝壳。他觉得画够了。

仁科前来投奔时,两人一起住进了石牌村,当了卖盗版书和打口碟的走鬼,制碟时大量外国摇滚音乐打开了他们的视野。石牌村里有一个发廊,不叫梦幻丽莎,叫梦娜丽莎,是做正经生意的发廊。仁科总会挑一张喜欢的打口碟,找一个人少的时间去那里花五块钱洗个头,听自己喜欢的歌。

2007年,广州为亚运会整理市容,俩人结束了走鬼生涯,盘了一个店面开始卖唱片;2008年,俩人正式组建五条人乐队,次年录制了首张专辑《县城记》。里面有要结婚的傻朋友;有倒卖港币的“港纸贩子”;有“有雨也累,无雨也累”,坐在田边抽烟的李阿伯;有海丰蚊香厂门口抱怨老板的老员工;有每天跑到制衣厂门口看女工的阿炳耀……

《县城记》因此获得了当年《南方周末》颁发的年度音乐奖,颁奖词写道: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

出道十三年,五条人还收获了第十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谣艺人”、金音创作奖、豆瓣音乐人“阿比鹿音乐奖”“年度民谣唱片”等。

非科班出身,一个中专肄业,一个高中毕业,俩人凑在一起,渐渐闯出名堂,就好像向阳而生的野草一样活得极其恣意灿烂。

《十三邀》访谈中,北大毕业的“好学生”许知远对他们说:“我觉得我的人生太正确了,我就特别想当个野孩子的生活。对你们的喜欢,带着很多那种对自己很正常的青年时期的逆反。”

或许这无意之间点出了这么多人喜欢五条人的原因——活得自由、松弛,完全是一种规则之外的人生。

仁科对于规则是这么看的:“我们常常在追寻理性思考,但恰恰人有走神的功能。你会被规则套住,它恰恰需要走神来让它活过来。规则代表理性的话,它就是一个完美的苹果。但是也有千千万万个不同的苹果。我不是要反掉那个完美的苹果,而是承认那个完美苹果的同时,也要承认千千万万个苹果,是另外一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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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县城记》《一些风景》,到《广东姑娘》《梦幻丽莎发廊》《故事会》,乐迷惯常以民间、底层、草根、方言等来概括五条人的创作面向。

那里,有穿着旧拖鞋、骑着旧单车,平时一贯“佬势势”(广东方言:跩跩的)却总是进派出所的道山靓仔;有兜里没了钱,只能找会计部阿妹提前要工资的酒鬼猪哥伯;还有梳着“周润发头”的社会青年阿虎,本来要和兄弟们去打架,却跑到一座大楼面前大喊“阿娇!你爱跟我走吗?我就等你一句话!”

讲述这些故事时,五条人从来不对这些普通人做道德审判,也不为他们打逆天改命的鸡血。对好色的老光棍阿炳耀,他们哀叹“真是可怜呦”;对失去初恋的打工仔,他们安慰说“明天的太阳依然为你而升起来”。

何平在其主持的“花城关注”推介过五条人等摇滚乐队的歌词,他评价五条人的音乐“如同唱的诗一般,可以算是中国最好的现实主义文学”。现在,仁科又以不通俗的《通俗小说》证明了自己的小说才华。

何平说,不要把仁科的小说作为“音乐周边”来看,仁科的小说是可以跟音乐分开的,你可以纯粹地把他当成小说家。“仁科的才华经常出人意料,他就像在大海里面游的墨鱼,忽然喷你一脸墨汁。”《通俗小说》由五十五个短篇小说组成,其中最长篇幅的不足十页,最短的只有两三行。让何平惊讶的正是这些短的东西,“仁科写的是‘诚实主义小说’,能写多长就写多长,而不是通过煽情或是技术把它装修得很长。”

韩东曾在《青春》杂志编发过仁科的小说,让出版界关注到作为小说家的仁科。“看到仁科,就想到自己的年轻时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学风向和生活方式。”

韩东说,仁科小说没有为了发表而去写的策略性的东西。“一般写底层生活写兴奋的时候,会写成一种哲学,写成一种世界观,很难不评判这个评判那个,虽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而是站在很低的地方,但是反低为高。仁科不会这样。这就是他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一点一滴的油滑都没有。”

■对话

人生就像建构故事

不要太过于较真

读品:你在做音乐、写小说时的心态是怎样的呢?

仁科:歌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但小说确实是我拿捏不准的东西,它没有一个标准,但恰恰是这些东西吸引我。因为你难以摆脱这种思考,不得不去整理你大脑里面的那些东西,有一些可以通过歌曲表达出来,有一些通过小说。我还是喜欢小说这种形式的,哪怕它再短对我来说都是吸引。

读品:你觉得好玩和思想性哪个更重要?通过这本小说你想输出什么价值吗?

仁科:很多事情其实是结合在一起,比如我们在玩一个文字游戏或者说玩一首歌,思想也在里面。大家可以当故事看,看出里面有什么思想也ok。

读品:你们已经离开城中村走鬼小贩的生活很久了,有没有觉得创作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仁科:灵感以前可能真的会丰富一点。我们是希望创作能有新的阶段,如果没有的话要去寻找。另外,生活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也不会担心创作会有枯竭的危险。我觉得这不是我担心的,我有很多事情想做,小说、音乐,然后过几天去拍电影,好像是在“跨界”,但当我需要去思考的时候,这些经历会变成一种养分打回来,方便我创作小说、音乐。当然这些事情本身也是我喜欢的,即便没有变成养分也无所谓。我希望多搞点事情,它符合我的性格。

读品:五条人的歌曲《世情》讲述了一个梦想破碎的过程。你有想过如果不红的话,也可能是平庸度过一生吗?你如何看待命运和机遇?

仁科:许知远的《十三邀》也问了类似的问题。我有想过,有些人一辈子都出不了专辑,没有过上他想要的那种生活。我最早做音乐,没有把它当成“作品”,目的性没那么强,更多的是玩。我希望我能享受整个的过程,哪怕结果是失败的。就像我享受写作,能发表更好,可以跟读者有个交流,不能发表也ok。

读品:很多年轻人想要追求一种确定性的生活,有句话叫“宇宙的尽头是考公”。但你们一直在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仁科:人生就像建构故事一样,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去想,但不要太过于较真,只把它当成一种参考。但有些人太当真了,当作大方向的倡导,然后生活的每一天都在纠正方位,忽略了一些最琐碎的东西,比如你做一个事情,一开始不喜欢,但是有些人做着慢慢就喜欢上了,有些人做着不喜欢的东西,要不停地去纠正。但生活不是每天换一个地方就精彩。

读品:很多同龄人都会考虑工作、孩子、房子、父母的健康养老这些很现实的问题,你会去想这些吗?

仁科:肯定也会想的,因为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可能你很年轻的时候不会去想这些,但慢慢地总有一天它会是个日常的事情。但这些不能成为生活的全部。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文 牛华新 刘畅/摄

关键词: 现实主义 很多事情 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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