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古往今来，关于爱情的论断和文学作品不胜枚举。爱存在于缠绵悱恻的诗词中，存在于曲折离奇的故事中，也存在于恋人的拥吻中。婚姻模式也许被纳入了市场框架，但爱情的纯洁和热烈却亘古地为人们所渴望和歌颂。

近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出版了新作《论爱欲》，梳理了两千余年来西方思想史中柏拉图、奥古斯丁、薄伽丘、黑格尔、拉康、巴迪欧等哲学家有关于爱欲的讨论，并将其跟中国本土写作与研究以及作者自身之于爱欲的个人生命体验相结合，在低欲望与欲望迷失并存的当代社会语境下，传递作者对于理想之爱的详述与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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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民安希望通过这本讨论爱欲以及友情的书籍告诉读者，人与人之间还可以存在一种更温情的相处模式：人们相互吸引，调动全部的激情来接近彼此，并在这种接近的过程中感到欢乐。他也坦言，这不是一本能够提供关于爱情的指导性意义的书籍，在他看来，每一个个体的感情和经历都具有特殊性，任何一个人能够去指导年轻人进行生活的选择都是可疑的。

在《论爱欲》中，哲学家们对爱的讨论之丰富和多元，打破了我们关于爱情的简单化刻板印象，也启发我们想象爱的更多可能：哲学家们如何看待爱的终极意义，如何从永恒与瞬间、精神与肉体的辩证关系中看待爱，婚姻又能否承担爱的激情？聆听哲学家对于爱欲的探讨，也许能够让我们对于“爱欲”这一古老又恒常的话题有更深的认识。

爱之目的：从追求不朽到回归爱自身

几乎每一个人在生命中都会有为另一个人心动的体验，每一个人都曾对另一个人产生痴迷和爱恋，为什么爱欲是一种普遍的情感体验？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看来，爱欲这种人的普遍特性就是大自然的律令，也即生命的本能：生命就是对死亡的逃避和拒绝。“只有爱欲，才可以让自己不死，爱欲是拒绝和战胜死亡的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只有爱欲才能繁殖和生育，而繁殖后代需要男女之爱。”

对于个体而言，能够通过爱欲实现个人生命的繁衍和永续，而对于人类文明而言，文化和知识的传递也是借助爱欲来完成的，“文明和知识的中断都是跟仇恨和杀戮相关。战争可以将一座城市抹掉，而爱欲则让它永续。”从这个角度理解爱欲，是无尽的肉体生命、功业、真理以及文明的孕育、创造和生产。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身体生命和灵魂生命都是通过爱欲被创造出来，“对前者而言，生命通过身体生育得以延续，对后者而言，生命通过真理引导得以延续，一旦获取了这种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道一旦被领悟、被贯彻、被传递，生命就会借此战胜死亡、穿越死亡而永在。人，生产了后世的孩子就不会死，生产了后世的智慧和真理也不会死。”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追求真理的哲学体系中，爱欲成为获得真理、追求不朽的方法；而在倡导和追求人性解放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眼中，爱本身就成为最大的目的。

在彼特拉克的自传性作品《秘密》中，他写道：“若您逼我去爱另一个女人，而把我从她的爱中释放出来，您是在制造一种不可能的处境。一切都完了，我不如死了。”在彼特拉克这里，爱已经成为比活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所在，“如果说真有什么不死的话，不是人不死，而是爱本身不死。不是通过爱获得永恒，爱自身就是永恒的。”汪民安指出，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观点中，随着人性的解放以及人的自主性的确认，尘世之爱脱离了真理之爱以及神圣之爱的束缚，获得了自足性，“爱不再是通向永恒的手段和媒介，爱的意义就在于爱的体验本身，生命的意义也在爱的体验本身。在某种意义上，爱变成了人性的实质。”

爱欲：精神与肉体

如果说，因为彼特拉克的阐释，人与人之间的尘世之爱获得了价值意义上的独立和自足，而在另一位人文主义者薄伽丘的笔下，肉体之爱引发的快乐被光明正大地引入男女之爱中，也将对于肉体之爱的描写大胆地引入了文学中。

汪民安指出，《十日谈》中的故事都是围绕着爱和性的相互追逐而展开的，薄伽丘笔下的爱欲追求的只是性的快乐，性，作为纯粹的快乐经验而存在，不再以创造或者永生为目标。当性的享乐成为单纯且极端的追求，法律、道德伦理以及宗教的束缚，在薄伽丘的笔下都被爱欲的摧枯拉朽的力量所消灭。

基于薄伽丘对于肉体之爱的推崇，在汪民安看来，《十日谈》既是一部不彻底的色情小说，也是一部不彻底的爱情小说，因为在有关爱的文学中，性通常处于次要地位，或者说，性是爱的副产品。“爱的文学规范，就是要对性进行升华，就是要将性纳入爱的统治之下。爱赋予了性合法动机。”与此同时，薄伽丘也为性与死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定义，苏格拉底是通过爱来达成不朽抵抗死亡，而薄伽丘则通过沉浸于性爱来忘却和逃避死亡。

柏拉图认为身体之爱是知识之爱的卑微根基，奥古斯丁极力贬低身体之爱，薄伽丘推崇身体之爱是人类的本能，而20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巴塔耶则在肉体之爱和神圣之爱中找到了重叠之处：对身体的爱欲体验就是神圣体验。汪民安指出，在巴塔耶的思想体系中，没有爱的等级，只有爱的混淆；没有爱的区分，只有爱的共同经验；没有爱的价值尊卑，只有爱的共同的情不自禁的身体战栗。“爱，穿透了野兽和上帝的界限。”爱欲，既是精神的，也是肉体的。

海枯石烂的爱恰恰是对爱的误解

如同人类追求不朽的欲望，每一个深陷热恋中的眷侣也都追求着永恒不变的爱恋。爱，存在于瞬间还是永恒？17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会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爱恰恰是易变的，不存在所谓的理想之爱或者永恒之爱。

在斯宾诺莎看来，人的本质就是欲望。他将人的情感分为快乐、痛苦和欲望三种类型，而爱的本质是一种快乐的情感，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中，快乐的情感就是身体力量的增加，从这个角度定义爱，爱就是外在原因导致的身体力量的增加，是一种主动而积极的力的变化。当爱被定义为力的变化过程，“爱，从斯宾诺莎这里开始，脱离了一种永恒性的诉求。爱不再将永恒和不变作为目标。爱恰恰是易变的。海枯石烂的爱恰恰是对爱的误解，是对爱的剥夺和压制，并没有所谓的理想之爱和永恒之爱。”

因为爱的对象以及爱的主体本身的繁复和多样性，因为人与人结合以及关系的多样性，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中，爱是一种身体活力的无穷无尽的变化，它无法分类、没有标准，“什么是最标准的爱、最典范的爱、最为人称道的爱、最激动人心的爱？什么行为实现了爱的本质？这一切都没有答案。爱只有一种爱欲双方关系的内在性，一种变动不居的内在性……这种内在性关系会适应任何轻微的撬动，会向任何变化性开放。”

理解了斯宾诺莎对于爱的可变性和流动性的阐释，我们就能够领悟，“我们可以爱上不同的人，可以爱上爱自己的人，也可以爱上不爱自己的人。可以同时爱上不同的人，可以以不同的情欲爱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爱欲强度。”在这个人人愈发渴求确定性的时代，学会拥抱爱的多样性、繁复性以及可变性，也许才是爱中为数不多可以确定的信念。

婚姻能否承载爱的激情

在中西方的文学中，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两对情侣的悲剧爱情故事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也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两对情侣都用生命作为代价维护了他们的爱情。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爱的风险？

汪民安指出，爱的风险与爱的体制密切相关。“爱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地形成自己的体制和规范。爱也有自己的普遍语法和编码。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置身于一种社会关系和等级中，每一个人和其他人的结合都是两种社会关系的结合。两个人相爱，就意味着两个人所置身的社会关系要有一种紧密的连接。”当个体的爱被附属了大量的社会属性，个人之间的爱也不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事情，爱是个体身体的匹配和社会关系匹配的有机结合，而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就是身体的匹配与社会关系的匹配发生脱节，巨大的社会关系匹配的力量驱逐了个体身体匹配而造成的。

爱在漫长的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的规范、编码和体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对爱的塑造、对爱的体制的建立而确定起来的。如同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婚姻一开始就发挥着连接社会和家族的功能。它和爱分道扬镳，爱和婚姻之间有一个漫长的历史的巨大豁口。”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思想家蒙田看来，婚姻是一种明智的交易，“婚姻并不负责承载爱的激情，婚姻消磨了爱和性。而爱，有激情的爱和性只能在婚姻之外存在，也只应该在婚姻外存在。”

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则认为如果将爱欲的激情排斥在婚姻之外则是不道德、不人性的。在康德看来，婚姻的契约关系也包含了性爱，性爱在法律和契约的限度之内才能实践，这样也才体现出人所特有的控制理性，肯定了人性本身。

进入二十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社会的文化纽带，当人们不再依靠家族、不依靠社会习惯、不依靠传统的编码来选择爱恋对象，市场习惯成为支配人们婚恋选择的新的主宰，“爱和市场彼此找到了各自中意的温床。”汪民安指出，资本主义的爱的法则将个人的身体转化为商品，年龄、身体、形象、职业、物质财富都成为情爱市场交易的砝码，每一次个人自由的爱和婚姻的选择,每一次特立独行、出乎意料的选择,每一次看起来具有社会爆炸性的爱恋选择,其背后都耸立着精心计算的市场交换格栅。“爱，不再有任何风险，爱无处不在，但爱也无处存在。”

（编辑 吴嫣然）

关键词： 社会关系 斯宾诺莎 苏格拉底